IBM在2005年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迫切希望将其架构引入中国，当时成思危即根据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提出这项工程的风险和建设意见，风险在哪里？他简单给我们讲了下金融资本运作的问题，“智慧城市”工程之庞大，对后世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市政建设的范畴，它关乎我国信息，金融安全，政治稳定，于是他在今年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四个原则：第一是以人为基础，第二是以土地为载体，第三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第四是以资本为后盾。归纳起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建设人们向往的城市，二是使社会更为开放，高效，平等。若能实现，善莫大焉。

宜居城市的充分条件其实与网络科技无关

成思危院长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不在技术层面，因为我们建设智慧城市是为了让城市居民生活便捷，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如果把它搞成以维持高GDP增长为目的的面子工程，就偏离了这项工程的根本目标。好了，按照成思危的思路，智慧城市就可以去掉前面那个限制词，而与网络技术无关了。他提出三个重点，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人口数量和道德文化教育，三是宜居环境。就像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由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经由革命（社会战争） - 转化而来”，成思危的这三个重点也是智慧城市不可能跳过的历史阶段，其中最重要也最难做到的是提高市民竞争力，他假设中心城市是与外部市场相连接，融合的开放式竞争环境。在后工业化社会，由政策主导和拉动的工程，其边际效益和回报率递减。要想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获胜，首先要求我们自己的市场是彻底开放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将逐渐退出博弈，这使成思危的第三个重点与我们现有的经济结构产生矛盾。

让城市在自然意义上变得适合人类居住，是个工程学和经济学课题；使城市适合居住则更主要是一个政治课题。成思危开出的药方也依然不属于技术层面：“你要提高劳动报酬，关键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公平。”显然他认为居民收入与CPI挂钩关乎我国政治安全，但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如果我们拉动内需的方式主要是给企业补贴，维持经济增长的手段只有加大固定资本投资，那后果也不言自明，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幅进一步拉开差距，届时你想不“思危”也不行了，除非经济学家能说服我们的人民，当下的透支投资和下降的居民消费，将促成人均收入和幸福指数在未来某个时期的“迂回式爆炸增长”。

智慧城市的核心价值将颠覆现有社会架构

这个论断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们支付，享受，沟通，乃至参政议政的方式全都改变了，支撑着以往社会生活的那套体制架构就会被颠覆。如成思危所说，它标志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革命无一例外引发体制革命，就如一家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改变，必将导致股票价格改变一样。这对于政府和市民阶层都是挑战，毕竟全球最大的三家社交平台在中国都被封杀，政府要承担更重的勘察与督导之责，同时又不能扼杀智慧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如果这需要靠体制保障，它将取决于体制掌握在谁，或哪些人手中。我们将自建并经营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平台，这么做无可厚非，前提是不能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交给IBM或NEC都不能保障我国信息安全，依靠国际金融资本也无法保障金融安全，既然我们目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那我们究竟可以依靠谁？

成思危反复强调要“以资本为后盾”，我认为这不同于“依靠资本”，因为依靠资本的风险比依靠技术更高，我们目前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竞争力，所以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成本和风险，在短期内又必须由全民族均摊，而且推迟这一成本所产生的效益是不确定的，所以我认为，发展金融业，培养金融人才的可操纵性更强些，我们以后很可能陷入美国建国初期那样的“联邦困境”，即，资本建设城市，但资本能否享有治权？近似于欧洲的历史逻辑，西方城市通过对抗封建领主权获得特许状，西方社会的民主权（城市议会）是从皇权里衍生出来的，我们建设智慧城市也要依靠中央财政的扶持，而力求无辜于外国势力，无愧于民族资本。【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