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废除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世界最强的制造国家美国已经开始将工厂回迁，美国政府给自己企业的优惠足以抵消工资成本，有反对者据此认为，美国政府的变相财补，其力度远胜过我们，不过这也说明中国式“凯恩斯经济”的模式相较资本主义强国已经严重落伍，无论经济部门还是制造企业都更需要模式创新，而不是一味追求生产指标和销售数据的增长。

转产，做品牌，垂直整合都不是真正的模式创新

目前中国企业，和在中国本土化的外国企业，应对行业危机的办法多为改行，不少人以为这是最简单的，按照资本主义“资本由低收益不断向高收益流动”的最高法则，工厂开不了工就去养猪，炒股，炒房也很合情合理。

多角经营是否属于转产，取决于资源投入的比例，如果投资者发现制造企业都改行养猪，放牛，炒股去了，股价将会暴跌，所以古典理论描述的那样迅捷的资本转移无法成立，而更多表现为多角经营，即利用优势项目向新产品“外溢”。

格兰仕今年最大胆的决策是兼做微波食品，这算不上创新，做肉肠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兼营养猪场，屠宰场，饲料厂，那会儿还不流行补贴下乡，所以打价格战恶性兼并的后果是剩下今天这么几家。食品加工行业的历史提醒我们，一旦放开市场一定也会是这种结果，所以财政补贴对格兰仕，格力这种在行业内居于绝对优势的企业非常不利，它们害怕第二集团拿着政府给的大把票子打价格战。

格兰仕以299微波炉横扫市场时就考虑过多角化，只是害怕承担风险，近年随着美的入场，购买力增长放缓（格兰仕分析购买力有暴跌之虞），以及产品创新不足 – 事实上格兰仕的创新产品还是业内最多的，做微波产品至少比买垃圾债券更加有利可图，尽管这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创新思维。

由代工转做品牌是创新还是开历史倒车？

沿海企业的发达都是基于同一种模式：开放，招商，给政策，代工，做品牌。南方经济的崛起完全基于两个脆弱条件：低成本劳力和政策扶持。

人人都想做品牌，但凡有一线生机，都不想给品牌企业打工，赚取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加工费。这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代工企业赚了钱，工人收入提高，促进消费，扩张规模，但提高了的生活标准又抬高了成本，使之丧失成本优势，产能过剩；低成本的竞争加重了同质化，同质化压缩了利润，相当于抬高了营业成本，降低了财政补贴的边际回报率，迫使国家削减补贴。

两种情况加总，如果我们不能在低成本阶段保留大部分利润升级技术和体制以应变成本高涨，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么所有企业利润趋零，要么将中国市场拱手相赠靠WTO杀进来的外资企业，除非国家限制外资比例或抽重税，但这么一来也就瓦解了市场经济。

不知是幸或不幸，中国入世不久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暂缓开放市场，反倒加大了补贴力度，于是企业分化成两种，一是作为多数的低利润，高库存，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企业；另一种是将代工做到极致，而在中游掌握了关键设计，和大把专利的企业，代表企业就是给苹果，惠普长年代工的富士康。

富士康的品牌战略很难奏效-就像那些昔日给耐克阿迪代工的企业做品牌也只会越做越低端一样，它曾经失败过一次，因为既然利润越高的环节投入和风险也越高，所以做品牌的风险更高，它的主要风险就是要用漫长的周期培养品牌忠诚，营造品牌文化，矫造出厚重的历史感，它的主要风险表现为高投入和订单匮乏，而代工的优势恰好是低投入和做不完的订单（太多了就转包给二线企业），也就是说，富士康的品牌建设意味着要将短板做强，如果真的可行，可想而知中国将不再有代工和山寨企业。【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