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家电网-2013/5/23)

　　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校长 燕兆时(后排左)

　　口碑家电网在参加TCL举办的《钢铁侠》特别首映式时，最大的意外收获是，北京燕京工艺学校校长燕兆时，也组织几十名同学一同前来，使首映式的阵容显得更加强大。孩子们还在会上表演了节目，我作为采编记者则与燕校长聊起他传奇般的办学，创业经历。如果将校长比作企业CEO，燕兆时足以给中国企业家当个创业样板儿了。

　　无人应战，故我担大任

　　燕兆时的创业经历很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一代企业家，就是我本来不想创业，只是相应组织号召去落后的企业里支援一下。燕兆时的境界更高，他原本在航天局当质控工程师，听说这个学校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女，对贫困家庭实行食宿，学费全免的政策，师资力量不足，于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给孩子们上数学课。没想到教了没多久前人校长就撤资走人，燕兆时不忍心留下来这帮孩子再被推向社会，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前提下把整个学校接了过来。

　　从个人经济利益权衡的角度，燕兆时的选择没有任何道理，他的处境也和改革开放初期由国家任命的国企经理不同，国企经理们虽然缺少产权激励，用张维迎的话讲就是“公有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但产业报国的热情还是能在物质回报之外产生对商业创新的激励，他们拿国家的财产去赌自己的前程，在无效率市场中，即便赌输了也还有大锅饭保底，况且在具有企业家人格的经理人看来，决策权也许是比股权更大的激励，后来形成的增值改制制度也有助于其降低风险。燕兆时的困难是，务工子弟交的那点儿学费无法抵偿成本，而且还有很多孩子交不起学费，这种办学模式本身就是基于无私奉献的人文关怀，如果非要将“爱”也当成一种商业模式，它显然是先天失败的，因为爱不构成追逐利润的动机。

　　“产业报国”的理想尽管不能构成国营企业家的个人利润动机，却能在一个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中使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国企经理人创造出的那套商业模式显然是燕兆时仍在寻找和追求的东西，毕竟他无法靠出售某种产品来抵偿经营成本。如果说国营企业家对社会的净投资是他的信誉，智力资本和商业前途，燕兆时为办个学校就要把个人储蓄乃至后半生都押上去。

　　浅论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商业前途

　　产业界有很多和小天鹅公益学校类似的案例，那些貌似陷入“永续亏损循环”的组织最终都生存下来了，比如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中国的天则咨询机构。有人反驳说，斯坦福和天则咨询是有“产品产出”的 ，二者智力资产的市场化成本也低得多。但去查一下网上公布的材料就会发现，斯坦福的运营经费主要靠的并不是对硅谷智力输出的所谓“市场化”，它的大部分发明创造都无法市场化，说到底还是靠社会捐助在维持。 燕兆时也讲到，公益学校经营的关键并不在于社会捐助与市场化的份额，即便完全依靠社会捐助维持，它也要找到一个稳固的“价值输入模式”，不能今天你参加个企业活动，企业给你个两三万，明天人家心情好捐个千八百，看人脸色吃饭就随时可能“断顿”。如果不能直接管国家要补贴，就要寻找与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富豪建立长期合作的机会。

　　商业模式需要企业有可贴现的社会资源，社会关注就是这样的资源，而且由于不计成本投资办学的企业家极度稀缺，燕兆时的社会关注度还近似于“垄断资产”(缺少竞争对手)，如果有企业愿意给他投资，所看重的应该是这一近似于“特许经营权”的专一性和唯一性。倘若有两个或以上个同质学校参与竞争，企业就要对这些学校的“物质投入与社会效益产出比”进行评估，鉴于它产出的东西大部分都不能市场化，不难想象企业进行评估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按照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企业会采用“分账地租”，分散下注以降低风险，这样一来就要么减少单个孩子的补贴额度，要么缩小规模，后者显然与“只有扩大规模才能赢得更广泛社会关注”的办学理念冲突(制造业通过规模化以摊薄运营和合同成本的基本规则也适用于公益组织)。

　　单纯从供需关系上看，这类学校的特许权性质本身就是严重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具体来说就是教师，资金，校舍，教科书的全面短缺，并且由于接纳的都是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短缺还将抬高大城市用工成本，降低政府投资回报率，因此教育对国民经济 - 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力绝非空穴来风。

　　口碑家电网作为家电行业的权威媒体，一定也会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尽一份义务，我们将充分调动手中掌握的行业资源，为燕兆时以及更多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公益学校，向企业争取到更多的经济和智力援助。[C.C]